3月17日，當代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在北京樂成中心1725會所就其改編的昆曲名作青春版《牡丹亭》，與各界來賓展開對話，共同探討昆曲美學走向與昆曲鑒賞等文化話題。白先勇，回族，當代著名作家，1937年出生于廣西，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之子?？谷諔?zhàn)爭時他與 。
    家人到過重慶，上海和南京，后來于1948年遷居香港，就讀于喇沙書院。1952年移居臺灣。白先勇喜愛昆曲，近年來致力于昆曲推廣。 中新社發(fā) 陸欣 攝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白先勇：我記憶中的“大江大海”

　　因戰(zhàn)局的變化，白家顛沛逃亡的宿命是從桂林這座城市開始的。“我們?nèi)覂蛇叞耸嗫谌税?，一起跑?rdquo;這一跑，就從1944年跑到1949年

　　本刊記者/楊時旸 
 

　　白先勇悄悄掀起窗簾，從窗子望下去，那是白家府中的花園。父母正在設宴，賓客云集，笑聲不斷，他的哥哥姐姐也在人群中跑來跑去。突然間，白先勇覺得自己像個被遺棄的孩子，他偷偷地哭了起來。

　　這是1944年的重慶。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7歲。他因肺結核被隔離在自家宅院后的一個山坡小屋中。從那時起，他開始習慣孤獨的生活，習慣從窗簾一角窺探這個世界。日后，那種孤獨和陰柔的潮氣逐漸滲透到他的作品中。當然，7歲的白先勇不會想到，自己日后會成為一個作家，他只知道，自己的父親總在前線，而自己和家人總在顛沛。

　　當年，長沙、桂林相繼失守后，白家隨白崇禧從桂林遷往重慶。

　　“那段日子，打仗，革命……”如今73歲的白先勇坐在記者對面緩緩地說。

　　此次他到北大開設昆曲課程，他打算把晚年的大部分時間都留給“世間最美”的昆曲。夢幻瑰麗的昆曲似乎是他顛沛幽暗童年的一個反面。

　　桂林-重慶，逃亡開始了

　　白先勇從自己居住的小房間看到賓客云集的時候，他家中已是安定了不少。彼時，白家在重慶有兩處住所，一處為嘉陵江邊的嘉陵新村，一處在重慶西郊塘峽口。

　　一到重慶，白先勇便進入塘峽口旁邊的西溫泉小學就讀。“我父親是個軍人，但是很注重教育。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想著讓我們到最好的學校去念書。”白先勇回憶。

　　入學后不久，白先勇每日下午開始咳嗽、發(fā)燒，隨即由其父白崇禧的軍醫(yī)診斷出他的肺結核已到二期。家人推斷，肺病是由白先勇的祖母傳染，而家中一老一小的肺病其實也與戰(zhàn)亂中的顛沛有關。

　　白先勇的童年在桂林度過。青山綠水卻也陰氣重重，是他對于桂林最初的記憶。

　　因戰(zhàn)局的變化，白家顛沛逃亡的宿命也從這座城市開始了。

　　1944年3月16日，白崇禧的母親馬夫人九十壽辰。白家為老人設宴祝壽，蔣介石特派何應欽前往桂林代為祝壽，史迪威、李濟深等一系列軍政要人、社會名流云集桂林白府。

　　那一天讓白先勇感到了這個龐大家族的溫暖和熱鬧。但畢竟在戰(zhàn)時，祥和的畫面不久就露出了不堪的底色。就在白府正為老人擺酒設宴的當口，抗日戰(zhàn)爭猶酣，日軍已經(jīng)攻下華中，兩月后，長沙失守，1944年11月11日，桂林淪陷。

　　“逃難啊，我雖然小，但是也知道是在逃難。”白先勇嘆口氣說，“我們?nèi)覂蛇叞耸嗫谌税?，一起跑?rdquo;

　　父親白崇禧軍令在身，只有母親帶領一家失魂落魄的老小踏上旅途。“坐火車。好幾層的人，那火車開都開不動，走走停停的。”作為國民黨高官的公子，這樣的境遇已經(jīng)好于常人許多，雖然沒有了安逸生活，但逃退之后畢竟還有大宅落腳。

　　車子蜿蜒著終于抵達重慶。白先勇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座山，然后才發(fā)現(xiàn)山上層層疊疊的房子。白先勇說他不喜歡重慶，這陰郁的重慶比不得桂林的山水，而且到處還都是潰敗的傷兵和迷茫的路人，大霧籠罩的山城，讓少年心情陰沉。在很久以后的回憶文章中，白先勇寫道，“對我來講，重慶是一座相當不友善的城市。”

　　安居不久，白先勇被送到西溫泉小學念書，那里多是軍政要員和社會名流的子弟。戰(zhàn)事正酣，但作為陪都的重慶隱蔽在重重疊疊的大山之中，無論地理抑或心理，都讓避難于此的人們有了暫且的閑暇。生性好動的白先勇和同學們成了朋友。他們在河里游泳，在竹林里納涼，也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見到了前來視察的“蔣委員長”，聽了訓話，記住了他的黑色披風和白色手套。

　　突襲而至的肺病卻為白先勇畫地為牢。他見不到朋友，只有家中兩位傭人的陪伴讓他感到一絲溫暖。“有一陣挺厲害的，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最多出去散散步。”重慶把戰(zhàn)火阻擋在外，但疾病也讓白先勇的內(nèi)心封閉起來。

      重慶-南京-上海，政權更迭的前兆

　　父親并不是一個不茍言笑的人，在白先勇心中，白崇禧確實是儒將。

　　但居住在重慶的一段日子，每次見到父親，白先勇都會看到他肅穆的表情。最初是因為白先勇的肺病，后來，戰(zhàn)火的溫度開始舔舐周遭的空氣，父母之間談論著“貴陽不保”“重慶危急”……困在小房子中養(yǎng)病的白先勇努力想象著外界的戰(zhàn)爭，排解著內(nèi)心的壓抑。

　　但轉變似乎是突然之間的事情。收音機里傳出日本投降的消息。人們在慶祝戰(zhàn)爭的結束，卻不知另一場戰(zhàn)爭的陰云已經(jīng)漫卷天邊。
 

　　抵抗外族侵略的勝利并沒有讓這個國家安定下來，一場內(nèi)部的廝殺又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白家又要動身了。抗日勝利了，但命運注定還要遷徙。不過這一次沒有那么狼狽。

　　告別愁云慘霧的重慶，白先勇一家來到南京。有雨花臺有秦淮河的南京，當然，也是國民黨的南京。

　　那里有中山陵，白先勇也去拜祭，一層一層登高，8歲的他感到一種難以說清的肅穆。他還記得，那些前去拜祭的軍人們，挺直的腰桿、腰上的配槍、手中的指揮刀和轟雷般的敬禮……這一切后來都進入了他的小說中。

　　白家在南京的生活是短暫的。很快，白先勇隨全家去到上海。

　　那是座奇特的城市，在戰(zhàn)爭的創(chuàng)痛中，它始終保持著鮮亮，可以說那里紙醉金迷也可以說活力四射。那有美國爵士樂、好萊塢電影，也有中國京劇和昆曲。

　　那時白先勇肺病未愈，被家人安排在虹橋的一座洋房中。生活回到了寂寥，每日他所能做的不外乎看看金魚，或和兩只小狗玩耍一番。“在上海郊外囚禁的三年，我并未到過真正的訪客。”白先勇在日后的文章中如此寫道。于是，他開始了閱讀，包括《三俠五義》和《金粉世家》。

　　這種寂寞中偶爾也有驚喜。1946年12月，宋美齡在南京小紅山官邸舉行圣誕派對

 
　隨著國共內(nèi)戰(zhàn)逐漸升溫，囚于上海一隅的白先勇卻終于養(yǎng)好了肺病。1948年左右，在國共戰(zhàn)爭的高潮時期，白先勇開始重返校園，考入南洋模范小學。“那么長時間一個人生活，一到學校，不適應了。”白先勇回憶。他開始發(fā)憤讀書。

　　父親白崇禧對于子女的教育一直很看重，每月仍會查看白先勇的月考成績單。“我們家孩子的家庭地位是用學習成績排的。念書不好，沒有家庭地位的。”
白先勇大笑著說。顯然，白先勇的“家庭地位”很高。于是，他有閑暇去租書鋪，抱回張恨水和巴金，有時也有魯迅。魯迅當時對于國民黨政府的批判和諷刺，并沒有讓這位國民黨高官的兒子感到尷尬，他看不到政治，看到的大多是“阿Q的好玩”。不過，父親白崇禧要求他讀的是《四書五經(jīng)》或者《前后出師表》，這些閑書白先勇每次都是偷藏在書包里帶回家。

　　那時的孩子也不會錯過他久違的繁華世界。他開始去國際飯店，看好萊塢電影，生活中終于有了些公子的樣子。也在那時，他被家人帶去看梅蘭芳演出的《游園驚夢》，那首曲子就鉆到了他的腦袋里了。從那開始，再沒散去。

　　這是上海最后一剎那的繁華，回光返照般。國民黨戰(zhàn)事節(jié)節(jié)敗退，上海物價飛漲，焦慮的人們提著大量貶值的現(xiàn)鈔從街頭換回一口飯食。曾經(jīng)不夜城的景象猶如印在紙上的掛歷，瞬間被撕去，露出了慘白的墻壁。1948年9月開始，遼沈戰(zhàn)役、淮海戰(zhàn)役、平津戰(zhàn)役，國民黨基本接連失敗。

　　“我能感到大人的那種焦慮。”白先勇回憶著，“大人們在那議論，可能要走了，要走了。”那時候白先勇經(jīng)常要打背包，熟練得很。“用油布打背包。那時候被褥不好買的，被褥最重要。”白先勇笑呵呵地說。

　　政權更迭的前兆就這樣印在了一個十歲孩子的記憶里。

　   告別大陸

　　逃難又開始了。但是，他并不知道，這次的輾轉之后，他將離開這片廣袤的大陸，去往一個從未聽過的小島。

　　1948年年底，白崇禧擔任華中軍政長官，戰(zhàn)事危急中，白先勇由母親帶領，隨全家撤出上海返回南京，立即從中山碼頭乘船赴漢口。“從上海走的時候，門一關就走了。”75歲的白先勇低著頭，輕聲說道，“父親一直在前線。只有我母親撐在那。”

　　白家在漢口居住了幾個月。學校早已停課，家里仍然為白先勇請來家庭教師，教授國文、英語等課程。“父母的說法就是念書要緊。”戰(zhàn)亂之中對于教育的重視似乎是保持個人尊嚴的方式，但無論怎樣，人們也無法掙脫命運對個人設下的圈套。
 

　　短暫停留后，一家人再次南下廣州。白先勇被送到當?shù)刈詈玫呐嗾W。但入學兩月后，1949年9月，母親便領著一家人又登上了輪船，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

　　白先勇在船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就到達香港了。身后的大陸正經(jīng)歷著政權更迭的改天換日。白先勇所熟悉的一切都被“新中國”的氣象涂抹成另外的樣貌。

　　落腳香港后，白先勇考入九龍?zhí)列W，進入四年級。五年級沒有讀完，就跳級到六年級，隨后免試進入天主教教會中學喇沙書院。這是一所特別的中學，一方面它由外國神甫開辦，課程以英文講授，作風西化并強調宗教精神；另一面，這所學校的中文老師卻更加傳統(tǒng)。“中文老師教我們《琵琶行》。還要用廣東話背誦，我不會，只能用普通話背。”

　　教會學校的教育讓剛剛進入少年的白先勇對天主教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早期家庭教育中的英語課程和父親一直重視的《四書五經(jīng)》使白先勇在喇沙書院游刃有余。香港中西合璧的教學對白先勇來說還算適應。

　　可白家并未就此安定下來，他們面臨著又一次遷徙。1949年12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后兩個月，白崇禧由海口飛往臺北。不久白先勇的母親也前往臺北與丈夫團聚，并于臺北松江路安家。

　　此時的白家經(jīng)過多年遷徙流散，大家庭早已無法團圓在一處。子女中有人去往美國讀書，有人跟隨父母定居臺灣，而12歲的白先勇留在香港繼續(xù)上學。

　　1952年初，白先勇從香港前往臺北與父母團聚。比起戰(zhàn)爭時期的逃難之旅，這樣的團聚充滿了溫情。相對于上海、南京的繁華，那時的臺北顯得破舊而衰敗。白先勇現(xiàn)在還記得，他家居住的地方周圍都是石子路。“還住過木板房呢。”白先勇回憶。

　　那時的臺灣處處是各種禁令，左派作家的書籍肯定是無法看到的，但是曾經(jīng)輾轉各地的白先勇早在幾年前就熟讀過巴金和魯迅。臺北的空氣中混雜著戰(zhàn)敗的失落和反攻大陸的野心，在這種奇異的氛圍中，白先勇考入了臺北最好的建國中學。

　　在那里他終于有了一段安定的生活，直到1963年到美國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