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涉嫌抄襲事件”斷斷續(xù)續(xù)已經持續(xù)了4個多月，這已經幾乎成了全世界華人學者圈無法回避的話題，學者們對該事件的態(tài)度也異常分裂，而相當多學者對汪暉的不滿之處是他不愿意公開出來回應甚至辯護——特別是當朱學勤高調回應自己涉嫌抄襲事件后。汪暉昨天最終還是通過媒體回應了這場風波，盡管選擇的是境外媒體采訪。在采訪中，汪暉堅持認為，《反抗絕望》中出現(xiàn)的“這些疏失與抄襲、剽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汪暉

關于涉嫌抄襲

“將有專門的調查報告”

幾個月來，外界始終認為汪暉和有關校方在回避這一事件。但在昨天的境外媒體報道中，汪暉首先表態(tài)，“關于對我的所謂‘抄襲’的批評，將會有專門的調查報告出來。”汪暉不認為自己的不回應是在逃避，他表示，“這類問題在媒體中很難說明，應該由學術共同體來澄清，作者個人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由于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從當時的學術規(guī)范出發(fā)研究相關的例證，才能全面客觀地說明問題。4月回國后，我將相關資料交給專門研究和處理著作權問題的法律機構進行研究。我覺得只有對相關法律、規(guī)章進行研究，對具體指控進行核實，才能有助于澄清問題。”相對于之前朱學勤借助媒體高調回應，汪暉顯然選擇了另外一種策略，盡管這一策略會被人詬病“不透明”。

對于來自很多方面的批評和指責，汪暉也并不回避，甚至予以一定的反駁。在接受采訪時，他表示，“我至今沒有看到對于捏造事實或掩蓋證據(jù)等行為的嚴肅批評——如果一個社會容忍這樣的行為，將會對公民權利造成很大傷害。”對于挑起論爭的《文藝研究》和《南方周末》，他也毫不回避地指責，“在發(fā)表這類文章時為什么在發(fā)表之前不與當事人核實，在發(fā)表之后又以各種方式拖延發(fā)表不同意見？”對于著名華人學者林毓生通過媒體對汪暉的批評，汪暉表示，“林毓生先生公開發(fā)表自己的意見，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實的例證作為指控的根據(jù)，就不合乎規(guī)范。他對我的思想觀點展開批評，我也很歡迎，但他既沒有引證，也沒有上下文的關聯(lián)，近于無的放矢。以這種方式在大眾傳媒中發(fā)言除了起到‘動員’作用外，很難引起有意義的爭論。”此外，汪暉也以不點名的方式批評了國內某些媒體，“如果媒體工作者一面發(fā)表單方面的觀點，另一面又參與組織針對某個作者的社會動員，你就很難信任這樣的媒體。”這里所指的“社會動員”，其中之一就是“就汪暉涉嫌剽竊問題給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的公開信”，該信被許多人認為是出自某媒體編輯的動員。

關于學術規(guī)范

“不同的領域與時期有不同的學術慣例”

在接受采訪中，汪暉重點表達了跟自己有關的所謂學術規(guī)范問題。汪暉認為，判定自己是否涉嫌抄襲，“首先是要認定抄襲的標準，其次是要認定抄襲的事實；前者需要研究相關的規(guī)章、法律，后者需要以文本為據(jù)，詳細比對和研究各條指控。很不幸，雖然媒體就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累積了數(shù)十萬字，但在抄襲標準和事實認定方面的討論卻很少見。”對于引出涉嫌抄襲一事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汪暉辯護說，“就像許多著作一樣，存在一些缺點、疏漏，有些是當時的學術和出版慣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訂和寫作中的問題，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糾正；重版過程中，由于校訂不細，還造成了一些新的問題，如前面提及的由于分段而造成的脫注現(xiàn)象。”他認為，“這些疏失與抄襲、剽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事實上，對“汪暉涉嫌抄襲事件”在學術界產生的觀點分裂，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學術規(guī)范問題。汪暉認為，離開歷史的脈絡和學科格局的發(fā)展，按照現(xiàn)在的規(guī)范對以往的論著加以判斷往往會造成很大問題。“以注釋的體例而言，不同的領域與時期有不同的學術慣例，引注的嚴格性方面也會有所不同。此外，還有歷史條件的約束和一些出版慣例。（上世紀）80年代當然是有學術規(guī)范的，但由于時代不同，整個學術風格與今天不一樣。這只要拿當時的一些代表性著作與今天的著作做個對比就很容易了解。”

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特別是人文社科界就有關于中國學術規(guī)范化的討論，汪暉在采訪中也提到，中國對學術規(guī)范問題的討論始于20年前《學人》叢刊創(chuàng)刊之際，而他本人也是那場討論的親歷者和推動者。而不久前在北京召開的“別求新聲——汪暉的學術世界與當代中國思想之進路學術座談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者楊念群也特別提到，1990年代初中國學術界有一個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規(guī)范化和本土化的討論，該討論后來又歸為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問題。“當時把社會科學規(guī)范化、本土化兩者之間對立起來了。中國社會科學在什么意義上規(guī)范化，是西方意義的規(guī)范？還是中國吸收了自己多年的學術的積累和精華之后形成了自身的規(guī)范？”楊念群說，“當年學術規(guī)范化的討論，其實忽略了一點，大家集中談什么是規(guī)范化，忽略了中國學術本土化的問題。但是中國現(xiàn)在已經全球化了，你是在規(guī)范的意義上定義本土化，還是在不規(guī)范的意義上定位本土化？這兩者本身已經形成了矛盾，這個矛盾沒法解決，所以這兩個問題都變成了偽命題。”在他看來，這段時間以來針對汪暉事件的討論就是一個所謂偽規(guī)范化的問題，“還在糾纏于1990年代非常過時的偽規(guī)范化的問題，而汪暉所有大的思考問題全被遮蔽掉，這是中國學術非常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