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春節(jié)假期，當各電視臺上演明星搶奪戰(zhàn)，紛紛炮制自己的娛樂晚會爭搶收視群體時，央視新聞頻道卻在晚間9點半的“黃金時段”播放了一部人文紀錄片《敦煌》。從大年初一到初十，10集的《敦煌》從敦煌的傳奇發(fā)現(xiàn)講起，描摹了敦煌莫高窟迷人的藝術杰作和文化寶藏，訴說了敦煌從繁盛到浩劫的曲折歷史，也記敘了幾代中國人對敦煌文化的保護與弘揚。這部底蘊深刻、內涵厚重的紀錄片讓熱鬧的春節(jié)電視熒屏上多了一份文化與歷史的重量，也讓人們通過影像感知著敦煌這一民族文化寶庫。有觀眾感嘆：“我一直在苦惱介紹什么樣的影視片給我的孩子，今天看了《敦煌》，我知道我找到了。”

　　2004年，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新聞評論部制作了《敦煌再發(fā)現(xiàn)》大型直播節(jié)目，時任新聞評論部特別節(jié)目組制片人的周兵萌生了拍攝一部有關敦煌紀錄片的想法。2005年年初，中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決定投資拍攝紀錄片《敦煌》，出生于甘肅的周兵成為總導演。5月，《敦煌》拍攝團隊開始了對敦煌的第一次探訪，他們拍攝了部分空鏡頭和20個洞窟中的壁畫、彩塑。此后，攝制團隊奔赴陜西、甘肅考察，為《敦煌》做前期調研采訪，收集外景素材。

　　2006年6月，周兵在西安的考察途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今天，對《敦煌》的紀錄拍攝正是我們繼續(xù)走在我們想要走的路上，繼續(xù)用新的影視技術來解讀我們的歷史與文化。我們的電視理念、對文化的態(tài)度、對歷史的認知，會在這部片子里繼續(xù)堅持下去，我們依然還會創(chuàng)新。”

　　周兵所率領的這支團隊是勤奮并且專業(yè)的。2006年，他們拍攝的大型紀錄片《故宮》在國內外產生不小的震蕩，一時掀起了一股“紀錄片熱”。擔任《敦煌》總導演后，他還陸續(xù)執(zhí)導了紀錄片《千年菩提路》、《臺北故宮》、《當盧浮宮遇見紫禁城》等片，但對《敦煌》的籌備和拍攝始終沒有停歇。

　　2007年4月至5月，周兵團隊40余人前往敦煌展開了大規(guī)模拍攝，拍攝內容包括莫高窟周邊的春季景色、敦煌研究院的大量紀實拍攝，以及月牙泉、榆林窟、西千佛洞、敦煌市區(qū)等地。6月，周兵與攝影師赤平勉、再現(xiàn)導演袁丁及幾位分集導演再次前往敦煌，此次攝制組全體出動，共計上百人，除了莫高窟及周邊，劇組還將鏡頭對準了雅丹地貌、山丹軍馬場等大漠風景。

　　作為紀錄片《敦煌》的合作出品單位，敦煌研究院為紀錄片的拍攝提供了大量協(xié)助。敦煌研究院首次向電視媒體打開67個洞窟，其中24個洞窟從未對游客開放，也未對媒體開放過。大量的獨家拍攝鏡頭成為這部紀錄片最為吸引人的亮點之一。拍攝期間，周兵與分集導演還多次與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及多位敦煌學者、研究人員進行文稿討論。

　　《敦煌》從最初開始設想到最終的播出，走了6年艱辛的道路。攝制組先后9次深入敦煌，行程數(shù)十萬公里，拍攝素材近400盤磁帶，前后參與制作人員百余人。在第10屆四川電視節(jié)“金熊貓獎”國際紀錄片評選單元中，《敦煌》奪得了“人文類評委會特別獎”。

　　“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陳寅恪曾作此長嘆。而紀錄片《敦煌》不僅重溫了敦煌曾經(jīng)的歷史磨難，還以滿懷敬意的筆調禮贊了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敦煌的一代代“守護者”們。在第10集《守望敦煌》中，解說詞這樣寫道：“守望敦煌，‘守望’兩個字，讓人看到了堅持和無悔。他們愛敦煌直到停止呼吸，他們早已和敦煌融為一體，從不曾分開。”中國紀錄片學會理事、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副院長何蘇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敦煌》的歷史觀最值得關注。作品體現(xiàn)了創(chuàng)作者對于人物命運的人性化觀照的姿態(tài)，以及對社會歷史的一種哲學化的思考。此外，嫻熟老練的敘事技巧以及對視聽語言使用方面的想象力，也在同類紀錄片中顯得突出。

　　《敦煌》在創(chuàng)作上的另一個特點是對情景再現(xiàn)的大量使用。早在1999年，周兵擔任央視30集大型歷史人物紀錄片《記憶》總編導時，就將在紀錄片界尚屬爭議的再現(xiàn)表演的方式運用于紀錄片的敘事中。在《敦煌》中，為了使這種形式能達到更好的效果，主創(chuàng)團隊甚至在2006年發(fā)布公告，列出羅振玉、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等27個片中所要涉及的角色，面向社會招募演員，這在以紀實為信則的紀錄片界還并不多見。
    在此基礎上，《敦煌》試圖通過人物的經(jīng)歷和獨白作為每一集的敘事線索。在第6集《家住敦煌》中，主創(chuàng)團隊從流失在法國的敦煌經(jīng)卷中發(fā)掘了一個叫阿龍的敦煌居民，并通過“阿龍打官司”的故事展現(xiàn)了1000年前敦煌地區(qū)的生活風貌。而在第8集《舞夢敦煌》中，主創(chuàng)者干脆虛構了一個叫做程佛兒的大唐舞伎，以她的舞蹈生涯透視了敦煌壁畫中優(yōu)美的舞姿舞韻。何蘇六肯定了這種嘗試：“程佛兒是一個抽取了一類人物中一些特性的集合體，像是文學中的一個典型性人物。她的出現(xiàn)，并不會影響紀錄片的真實性。她就像作者的一個代言人，而不是一個歷史人物，這是富于創(chuàng)意的一種大膽的敘事策略。”

　　近期以來，《望長安》、《大明宮》、《西藏一年》、《千年菩提路》、《敦煌》等大型紀錄片陸續(xù)熱映，引發(fā)社會對紀錄片的關注。針對中國紀錄片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何蘇六認為：“紀錄片正在被老百姓越來越多地關注，這對于凈化電視熒屏、提升媒體形象、引導民眾文化消費、提升國民素養(yǎng)都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但是，相對于中國悠遠厚重的歷史以及紛繁多彩的社會現(xiàn)實來說，中國紀錄片的產量、傳播平臺和影響力還都遠遠不足。事實上，紀錄片在對外文化傳播、塑造國家形象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力，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還應得到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