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課應是在社會保障方面的第一制度。他并不依賴于個人的自愿施舍，而是基于循環(huán)型的，有組織的政府行為的幫助，其宗旨為切實地救助每個需要者，無論在飲食、服裝和住宿方面，還是其他的生存需求，對于個人及其家屬都一樣。當然其中不可有欠缺或浪費。這種社會保障并不僅限于穆斯林，也包括生活在穆斯林社會中的基督徒和猶太教徒。西方諸國從來沒有想到這樣的社會保障體系，只在最近才產生這種思想。但在涵蓋各種需要者和對困難者及其家屬作出完全保障方面，依然沒有達到伊斯蘭的保障制度，當然其中更談不上虔誠為主、憐憫弱者，而是因為革命或其他因素而迫于無奈所至，如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影響，還有傾向于取悅民眾，爭取民心獲得支持。這種保障最早在年才以正式形式出現，當時英美兩國在《大西洋公約》中約定落實對個人的社會保障。[1]盡管伊斯蘭在此方面領先世界好幾個世紀，并且其制度為宗教所立，由政府實施為此而發(fā)動戰(zhàn)爭，從富人手中奪回窮人的權利，但有些研究者卻無視這些歷史事實，或加以歪曲，把社會保障的先驅之功歸于歐洲。下面為其中一例：阿拉伯大學于年在大馬士革召開了一次社會學研討會。此次會議專題為“研討社會保障”。

    在會上，研討會主持人達尼利艾斯丘"吉爾"吉爾先生發(fā)表了關于“社會保障制度進化”的講座，他說：“在過去，貧困者沒有辦法擺脫貧窮，為了生存只能乞討和接受施舍，他們沒有任何保障。”又說：“政府考慮幫助窮人始于世紀，當時也限于地區(qū)模式”[2]等語。這是不了解伊斯蘭歷史和天課真諦的一例。猶如我們在前面所述，伊斯蘭的社會保障是由穆斯林政府同意收發(fā)的、有制度的保障，而不是個人慈善或私人施舍；由安拉所定的貧窮者的權利，對繳納天課者來說如同納稅務一樣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并且具有永久性和穩(wěn)定性。

    與稅務又不一樣，如果政府放棄收取不要求繳納，那么穆斯林的信仰不完美，除非他為取悅安拉，凈化本性和財產而自愿繳納天課，并不表恩或傷害接受者。在這種情況下接受者應該知道，他所接受的是，安拉的由其仆人看管的財產中為他所制定的權利，社會有義務為此而戰(zhàn)。達尼亞里艾思"吉爾基"吉爾基先生在說明“現代社會保障的性質”時提到相比過去救助窮人的方式，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具有幾個顯著的特性和優(yōu)點。如保障和援助并非僅限于窮人，而是入不敷出的任何需要者。又如把這種保障和幫助視為一種準權利，若對象具備了條件則是一種權利，另外在交納方面也有若干規(guī)定。這在某種意義上掩蓋了要求救助的恥辱，同時也廢除了失去大半和接受屬于窮人的援助有關的民權。作者認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所有的這些優(yōu)點是過去諸民族所不知道的，對歐洲及其歷史來講，這個論斷非常準確，但對伊斯蘭歷史來講卻是錯誤的。因為伊斯蘭的天課制度不但具備這些特性，而且還有其諸多優(yōu)點。猶如我們所知，它是一種權利，其中毫無表恩和傷害，它的收發(fā)由政府統一安排，分配對象為無收入或收入不夠維持生活者。

    另外還有其宗旨為：讓窮人長期富足，使他們成為擁有者，拉近窮富階層之間的差距，這些都是現代社會保障的鼓動者還沒做到的甚至沒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