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雄    文一篇

　　柳州伊斯蘭與馬雄
　
　　白壽彝

　　1938年12月自桂林赴昆明，在柳州候車耽擱了一個多月。因就便訪問柳州伊斯蘭的史實，成《柳州回教考》一文1939年12月，在課余修改舊作，改題今名。柳州翁永修阿洪為本文提供了不少資料，后來發(fā)表在《西南邊疆》第九期。

　　作者記1982年4月
　　
　　一    伊斯蘭之傳入柳州 

　　伊斯蘭之初傳柳州，就現(xiàn)在我們所能見到的記載或別種資料說，尚不能確定是在甚么時候。我們現(xiàn)在只可以說，在規(guī)末年。伊斯蘭大概已經傳到柳州了。

　　民國十一年《重修清真寺碑記》"蓋聞吾柳之有禮拜寺，乃始于有明中葉”案此記尚未上石，原稿存柳州潭中路回教禮拜堂中。其撰作時期過近，不能據以為證。

　　較早之記載，為上述禮拜堂所存之光緒十年(1884年)《重建大殿碑記》，內有云“柳郡城內外各有清真寺一座，相傳創(chuàng)自前明。”既有清真寺，當已有伊斯蘭。然此碑之制作時期，去明崇禎末年 (1644年)亦有二百三十九年，且碑文自稱“相傳”，已非肯定的話。所以此碑之作證能力亦甚薄弱。

　　更早之記載產拜堂中尚存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鄧尚義、楊青共立之碑，有云卜"柳郡在前用時，  （回）民人煙寥寥。迨我朝仁育百余年，生告日繁，至二百余戶。此碑較前碑早一百一十二年，去明之末年僅一百計九年。為時尚不甚遠.且二百余戶伊斯蘭人在柳州的定居，如非有特別原因，則一百三十年的逐漸匯合繁殖，恐怕也是需要的。所以，此碑所記，大致可以相信。

　　另外，我覺得桂林《白氏宗譜》所記，更為重要。據宗譜，伯篤魯丁之孫永齡，攜兄弟永清、永秀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游宦粵西，逐在桂林落籍,而永秀之后繁昌特甚。依此，則在洪武十三年，已有伊斯蘭人伯氏 (即白氏）定居桂林。此時，隨伯氏游宦?；浳髦了固m人及繼伯氏而來桂林之伊斯蘭人。一當大有人在。所以,在明代中葉。伊斯蘭人能在桂林西門外建筑一個規(guī)模宏大的清真寺；而清真寺中的禮拜堂竟能容納五百左右的人作瞻禮之用。自洪武十三年到明崇禎末年，桂林的伊斯蘭至少已有二百五六十年的歷史了。以柳州 在廣西的交通地位, 政治地位、軍事地位，和桂林柳州間之水陸交通的便利說，在這二百五六十年的長時期時，桂林的伊斯蘭人因為經商，因為游宦；因為軍職而往來于桂林柳州之間廠以致逐漸有向柳州移居的伊斯蘭 人。應該是一件很自然贈。依照這種情形，我們說伊斯蘭在明末已入柳州。大概不能算是武斷.

　　二 鷓鴣臺清真寺

　　與早期柳州伊斯蘭有關系的，在傳說中只有建筑在柳州東門外的鷓鴣臺地方的清真寺。

　　這個清真寺，據現(xiàn)在柳州父老相傳，是建筑在明代的。前引光緒十年《重建大殿碑記》也是這個說法。碑記中所說的城外清真寺，就是指這個寺說的。這個寺在咸豐七年(1857年)因李文茂之亂，連同柳州東門外的  繁盛區(qū)域，一概被焚。事后一直沒有人來重建。這寺的舊地，也于民國二十六年賣掉。現(xiàn)在想找到這寺的一片  殘碑都不可得。旁的記載更是沒有。我們如想決定這寺是否明代所建，是很困難的. 依我個人的看法，這個寺雖不必是明代所建，但盡是柳州伊斯蘭初期的建筑。我的理由，約有兩點。第一點從明末伊斯蘭之傳入柳州，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城內清真寺之籌建。至少要有三十年的光景。在這三十年中，定居柳州的伊斯蘭人是可以建筑一個清真寺的。第二，以鷓鴣臺清真寺的位置來說，是正建筑在舊日的商業(yè)區(qū)域。出了寺的大門，就是柳江的一個碼頭。在碼頭對過，正是通桂林的驛道。據《柳江縣志》，在這個碼頭和驛道中間，原來還設有官渡船。鷓鴣臺清真寺正建筑在這個水陸交叉的某點上。似是初來柳州的伊斯蘭人為往來柳州的教胞之方便而設。這寺建筑的時候，大概定居柳州的伊斯蘭人還很少，或者定居柳州的伊斯蘭人雖已相當?shù)囟?，但大體上都住在東門外的商業(yè)區(qū)而多半是作生意的人。依這兩點而論，鷓鴣臺清真寺之為柳州伊斯蘭的初期建筑，似尚近實。

　　三 馬  雄

　　以切節(jié)所說，都可說是柳州伊斯蘭之傳說時期的事情。柳州伊斯蘭之開始有正確的記載，是在康熙年間。柳州伊斯蘭之開始有較鞏固的基礎，也是在康熙年間。在這時候作這種建基事業(yè)的，是馬雄。

　　馬雄是陜西固原人，見柳州柳侯公園內之《廣西提督碑》?！镀蕉ㄈ娣铰浴肪矶滴跏迥昃旁滦了认?，圖海奏："原任廣西提督馬雄之母及族人俱在固原" 此亦見雄為固原人。

　　馬雄先在廣西任總兵，康熙十二年(1673年)始繼線國安為提督。《清史稿》列傳二六一，《吳三桂傳》“李定國陷桂林，…·國安與總兵馬雄，全節(jié)力戰(zhàn),復桂林，走定國”。又：〔慷熙〕十二年，三桂反，上授（孫）延齡撫蠻將軍，起國安都統(tǒng)。時節(jié)亦前卒。雄代國安為提督"此均可見雄之宦歷?！肚迨犯濉氛f線國安。提督時駐南？但柳州的提督碑有雄的姓名，且雄在此年以后之活動見于《方略》、《史稿》及柳州禮拜堂之各碑者，均以柳州為中心，似雄繼任提督時,即駐于柳州。這時正值吳三桂叛清，柳州在當時軍事地位上的重要是遠過于南寧的。

　　雄繼任提督后，在廣西的軍事地位大為提高。，他對于當時廣西軍事全局，大有舉足輕重之勢。清圣祖深知道這一點，所以雖有人向他告密說雄有“謀為不軌”的事。但他總還是想用政治的手腕去攏絡。他于康熙十三年五月，諭雄，說這是逆賊的巧計，要離間君臣①。但是雄完全不聽這一套話。這道諭旨頒下，后四個月，九月間，雄竟然公開地跑到吳三桂那邊去了。當時兩廣總督金光祖奏：“廣西提督馬雄、江左總兵官郭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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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略》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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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全省變動”(1)。十月，光祖又奏：“廣西全省變動，賊勢愈熾。入粵大兵應取道南雄，星馳赴或(2)。十四年個一月。光祖再奏：“叛鎮(zhèn)馬雄同滇賊王宏勛等至高州,高雷廉叛兵合計，約有十萬。…乞添發(fā)大兵前來應援”(3)。十二月；平南親王尚可喜奏"逆叛劉進忠勾引鄭錦人潮，祖澤清勾引馬雄至高，雷廉失守?；洊|十郡，競朱其四…事勢危急，路為甚"(4)雄對清廷的叛變，不只已改變廣西全省的戰(zhàn)局，并且更給廣東以極大的威脅。雄的兵力所屆，簡直是所向無敵的樣子。   清廷軍隊，既對馬雄沒有辦法，于是這位圣祖又打算從政治方面想辦法?？滴跏迥?1667年)九月。派雄于馬承先。馬承霄持雄母書赴雄處招降。(5)十二月又派督捕理事官麻勒吉去招撫，給雄的渝旨說：“爾世受國思，勞績素著，鎮(zhèn)守西粵。綏鵬疆。自吳三桂、孫延齡二逆反叛，整兵防御，力保孤城，邀執(zhí)偽差，矢心報國。爾之忠貞。朕久已洞悉。后緣賊氛逼近，援絕勢單，當力難拒守之時，暫為爾自全之計。推原情事。諒非本懷.…似爾擄忠有素，簡任多年，追溯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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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略》卷九。　　　　　　　　　　　　　　　　　　　　　　　　　　　　　　　　　　　　　　　(2)《方略》卷十。　　　　　　　　　　　　　　　　　　　　　　　　　　　　　　　　　　　　　　　　(3)《方略》卷十九?！　　　　　　　　　　　　　　　　　　　　　　　　　　　　　　　　　　　　　　?4)《方略》卷二十，康熙《東華錄》卷十六?！　　　　　　　　　　　　　　　　　　　　　　　　　　?5)《方略》卷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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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夠惻.今特頒專赦。宣諭朕意。爾果翻然悔悟，棄逆效順，將爾擠已往之罪。并所屬官員兵, 悉行赦免，照舊錄用。若能剿寇立功,仍行加恩，從優(yōu)議敘，爾其勉勵忠典,無懷疑懼,以負朕篤念勛舊至念。①在這道諭旨里,圣祖盼雄速受招撫之意。躍然如見一他的意思,思簡直氏說。只要你肯受招撫。一切無不可通融辦理。雄在當時戰(zhàn)局中地位之重要更可因此而益彰了。但這次招撫的使臣尚未到嘟前,而盡雄已經病死。死的時期。據《方略》 卷三十六,是在康熙十七年年．(1678年)。死的地點，份《清史稿·吳三桂傳》是在雄容雄死后，遺體似運回柳州小故賺三十四．年馬化群《重修清真寺碑文說他的靈樞安后于柳州城內清；真寺之左。

　　以上所述，為我們現(xiàn)在所僅知道的關于馬雄個人的事跡。就這些事跡來說人物脫柳州道死,一直是柳州的一個最要緊的人物。緊點使馬雄對柳州伊斯蘭的設施沁有不少的方便。

　　四   城內清真煩鵬與馬雄

　　柳州清真寺．向棚內寺．城外寺之分。城外專就是鷓鴣臺清真寺。城內寺就是現(xiàn)在潭中路回教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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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略》卷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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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內寺，據傳說, 也是建筑在明代小光緒十年《重建大殿碑》記：“柳郡城內外各有清真寺一座，相傳創(chuàng)自前明"民國十一年《重修清真寺碑》記“蓋聞吾柳之有清真寺乃始于有明中葉。當創(chuàng)造伊始，一建于東關外鷓鴣臺，一建北門內郵街。這兩碑的話就是依據這種傳說寫的。但這個瀾之不可靠, 甚為顯然?，F(xiàn)在寺內分明有一塊康熙三十四年的碑。碑文末尾附刻有寺基原契全文。契文上所開地址，正是現(xiàn)在的寺址。契文上所記的事由。是"情愿賣斷與鄉(xiāng)老馬一龍。張應海、姚正祖、馬一明、段君捷等儲真寺”，“身后僅憑買主興工起造”。契文末尾年月,是康熙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據這三點看來，是聰熙十一針月十九。日才開始有了這寺的寺基，才開始有原業(yè)主聲明“情愿斷賣作清真寺”，才開始有在這塊基地上“興工起造”清真寺之可能。在明代“如何會在這里有一的所專呢？

　　自康熙十一年把寺基置下后，原買地基人似一時尚沒有能力“興工起造”，或者雖經興工起造，而規(guī)模甚為簡陋。不久．馬雄即在柳州作了提督，一所新的清真寺便在他手里創(chuàng)建起來?？滴跞哪瓯f：清真寺者，系原欽爺。（命)馬大老爺駐鎮(zhèn)龍城（柳州）率吾教人捐資創(chuàng)建，闡揚正道，朝夕禮祝之所也"此碑之立，去雄之死，不過十七年，其言自屬可信.道光十三年、《重修講堂記》說這寺是“經公爵軍門馬公重建”；殊與寺斯契及康熙三十四年碑不合．馬 始在提督對正是置購寺基的第二年。馬雄死時，是置購寺款第七年。在短短的幾年中。柳州既未經重大之騷亂,如何會于創(chuàng)建之外再來一次重建呢?

　　馬雄所創(chuàng)建的這所寺,酷相當宏大。所以康熙十九年，清兵定柳州時。寺毀于火工而康熙三十四年重修時,會有欲傷舊址定建造現(xiàn)能”之語①      　　　　　　　　　　　　　　　　　　　　　　　　　　　　　　
　
　　這寺的創(chuàng)建年丹一不能確定但我們既知這寺是雄建,則這寺創(chuàng)建時期應當在雄初住提督之后，死亡之前人瞰康熙十二年至十牌之間。這寺的創(chuàng)建，是柳州城內有清真寺之始.到了現(xiàn)  在，不只沒有別的寺來代替它，而且它反而成了柳州全境唯一的清真寺。

　　五 窯埠村回教墳山與馬雄

　　柳州伊斯蘭人的公共墓地，依我們所知，共有三 處。一處在城東柳江西岸窯鵠村。一處在城北約一里之  觀音閣。以處在城北五里路的黃村。觀音閣墓地，置于道光末年。民國十六年。這塊墓地為公路局不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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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重修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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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部分。二十五年，當局又以建筑公共禮堂的名義收用了另外的一部分。黃村墓脅，經林用和手，，置于光緒末年 近三十年教顧亡者多葬此處這兩處墓購歷史都很近，且規(guī)模不大。其規(guī)模頗大且歷史始者,只有害埠村一處。這一處的墓地。大家都叫它作回教墳山。在靠近這處墓地的山巖上也是有"回教墳山"四個一尺見方的大字深深地刻著的。

　　所謂“回教墳山”的這塊墓地,面積甚大,墓地西南角有經亭一座。下層以青石砌成。有拱形門洞。有高尺許的石版作門限。洞頂有容納門樞的圓孔兩個，顯見當初有兩門之設.門洞內有石階可至上層。上層原有木質建筑，久已傾記，被人拆去,門洞前，上方嵌有石額，一大書嘴觀”一二字，時期為"丁已年東月吉旦"東北角也有經亭一。形制相同，惟無資題。

　　墓地周圍，大體上有小狹徑環(huán)繞，墓地西南部與東北部間亦有一小曉。翻內所葬。約在萬家左右，墓碑之現(xiàn)存者約有二千左右。

　　這處墓地的歷史，許多人都相信始又明末．但據我們現(xiàn)在所能見到的材料；只能說這處墓地在康熙年間已經有了少并且是在康熙十六年而大具規(guī)模的。我們在這處墓地觀見到的墓碑、最早的四個。

　　一“周故顯考唐分之墓，原命生于甲戌年，歿于周四年八月三十日，”

　　二“明故父劉公諱天瑞之墓。不幸于了已年一月初一日辰時在家因病逝世。戊午年七月十八日。學男長光。

　　三“明故顯考歐陽諱信之墓。原命生戊申年正月初二日戌時股子游年七月初六日時去世。大明昭武年仲冬月初七巳。孝妻龔氏。

　　四"北京宛平縣教門撒馬公汝林之墓。生于庚午年十月十八日，歿于昭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碑的“周四年”，是康熙十六年,吳三桂林周之第四年也。第二碑的“丁巳”，也是康熙十六年。第三碑第四碑的“戊午”和呷武元年“都是康熙十七年,昭式是吳三桂稱帝后的年號。依這四碑所表示的，這地方郵熙十六七年已經是伊斯蘭人的公共墓地，故有好幾激亡人都聚葬在這里。但在這四墓碑以外方．我們沒有見到更早的碑，或別的證據，所以我們只能說這測踉熙年間已經有了，而不能斷定它是否始于明代。至于一般人以這墓地之始于明，我個人以為，并不一定是根據前輩傳說。也許是由于對上列側墓碑的誤解。也許他們見到墓碑上刻有“明故某某”及“大明昭然，，便以為是明代遺物。不知所謂“明故某某”實與死者之死亡時期無關，“大胡昭武”實系“周昭武義。三桂初以恢復明室相號召，而后來卻又自己稱帝,很容易讓當時民眾把叩武”的年號誤放在“大明”二字之下邊的。

　　依經亭建筑時，石額上既稱“丁巳”，當也是康熙十六年的丁巳，而創(chuàng)建人。我想也是馬雄。在這時候，柳州的伊斯蘭人以提督馬雄為最有力量。而且這時，馬雄為吳三桂作戰(zhàn)已三年，他的屬下之伊斯蘭人當有相當之死亡。同時、城斕真寺方經落成訓要落成，這正是他能夠經營公共墓地的時候，也是他需要經營公共墓地的時候，更是他應該測創(chuàng)設城內清真寺的意愿而經營公共墓地的時候。我們舍掉這個“丁巳”，實在再找不出更合適的“丁巳”；我們舍掉馬雄，實在也再找不出創(chuàng)建經亭的更適合的人了。

　　依竟亭在墓地西南角有石額的，必是當年墓地的前門,東北角者則是后門。既有前后門二則連系二門之間者，必有圍墻?，F(xiàn)在環(huán)繞墓地之小徑也許就是當日圍墻的遺址. 有前后門，有圍墻，則必有守墓之人司門戶啟閉及修墓除草與接待經師請役。有守墓者，則墓地上必建有住房，或即住于經亭上。另外,墓地必有常年經費以觀墓人及修茸之用。諸如燃的制度，大概在康熙十六年。馬雄建亭映附屬工程時’，都擬有一定的辦法所以上文說，在這一年，這座墓地便大具規(guī)模。

　　至于“回教墳山”之稱，不知始于何時。但我在乾隆十三年馬門吳氏的墓碑上且見到這個名字。說不定這個名字，也是始于康熙年間呢。

　　六 馬雄在柳州延矚伊斯蘭名師

　　馬雄對柳州伊斯蘭之貢獻，固在創(chuàng)建城內清真寺及經營回教墳山，但更為重要者，則是延聘許多著名的經師。雄于承前序《清真指南》說：“予先大人以提督西粵，戎務之暇，輒與一二師學咨論教典，追研精義。是時，予更齡稚而習聞焉。如秦之李秉旭，越之馬明龍義魯之常永華、李延齡，吳之馬君實、馬之騏。馬承益，粵之皇甫經。中山之舍起云，燕之馬化蛟, 淵源實學,道跳真?zhèn)鳎瑬|上之不多得者。依此則雄所延聘之著名經師，實在不少?，F(xiàn)除李秉旭。馬承就人待考外，其他八人之事做細有可征。

　　馬明龍，湖北武昌人，著有《醒己省悟》，現(xiàn)有刻本。

　　常永華，或作常辯，名志美。其先為撒馬兒干人，后落籍濟寧。精波斯文，著有《波斯文法》。，現(xiàn)猶通行南北各處。一永華在近代中國伊斯蘭史上的地位甚高。在他的領導下，中國伊斯蘭的經學中遂漸漸有山東派的產生?！肚逭嫦日孕新浴肪硐掠兴膫鳌?br />
　　李延齡，名永壽，山東濟寧人。弟子馬伯良著《教款捷要》，延齡曾為校定。再傳弟子劉智，為近代中國伊斯蘭史上僅有之大師。

　　馬君實，名忠信，江寧人。在康熙、乾隆時，與馬明龍齊名，著有《天方衛(wèi)真要略》一書，有漢中馬大恩刻本、龍州馬鼎元刻本。

　　馬之騏。字仲敏，江寧人，與《清真指南》著者過從甚密，曾為注參定《指南》八卷。

　　皇甫經,廣東人，曾在湖南任經師。有送馬注詩見《清真指南》卷首。

　　舍起云。山西人，對伊斯蘭鰍和中國經史的造詣都很深。曾就中國伊斯蘭通行之拜誦婚喪諸禮節(jié)，訂正其不合時宜或經典者十八條。大為一般人所訴病。但起．云自行所見，不為浮言所動，而追隨他的人也一天一天地多起來。起云有傳，見《清真先正言行略》卷下。

　　馬化故，曾任北京經師。化蛟有送馬注詩，見《清真指南》卷首。

　　馬雄延聘了這些著名的經師到柳州來，可以想見當時柳州伊斯蘭講學之風甚盛。這給予柳州伊斯蘭人的影響，當不在小。而他之能崛合起云，也可著出他對于伊斯蘭是具有比較開明的態(tài)度的。這對于當時的柳州伊斯蘭人或不能不發(fā)生一點作用?？上墨I過于缺乏，現(xiàn)在我們對于當時的詳細情形,已不能知道了．

　　七 馬雄死后之柳州伊斯蘭 

　　馬雄死后后現(xiàn)在止，約二百六十一年。在這二百六十一年中，柳州伊斯蘭約經歷了三個時期中  。

　　第一個時期，是從馬雄死時起到康熙十九年清兵定柳州時止，共二年。在清兵定柳州以前,雄子承前承繼了雄的位置，柳州沒有甚么受動，柳批伊斯蘭的精形大體上當還照舊.  第二時期，是從康熙十姘清兵定柳州時起，到咸豐七年李文茂之亂止，共一百七十七年.清兵定柳州時。對柳州大加破壞，域內清真寺既被毀,柳州伊斯蘭人之生計亦大受影響。故康熙三十四年《重建清真寺碑》中尚有“為流離所困”之語。但身康熙三十四年起，先后賴廣東人馬化潮、提督烏大經、經師社從云、經師伍萬春之力，城內清真寺之建筑，一天比一天地整齊。同時，依現(xiàn)存各碑所記之人名及捐款數(shù)來看，柳州伊斯蘭人的生計也慢慢地好起來，人口也慢慢地增加起來了。乾隆三十七年鄧尚義、楊青所立的碑，說這時的伊斯蘭人有二百余戶在果我們說康熙十九年以前，是柳州伊斯蘭的建基時期，我們不妨說這第二個時期是發(fā)展時期。這個時期一直到了李文茂之亂算是終結。

　　咸豐七年李文茂之亂，柳州元氣大為傷損。光緒元年《傳信碑》說：“咸豐年間，廣西兵亂二十余年，田上荒廢，乏人耕種。”當時伊斯蘭人之流離失所者，不知有多少人。事定之后，據故老口傳，僅四十余戶。嗣后，休養(yǎng)生聚，到近年才有一百四十余戶。從咸豐七年到現(xiàn)在，約八十二年，可以說是元氣迄未恢復。這是柳州伊斯蘭的衰落時期，即雄死后之第三時期。

　　綜觀這三個時期，最近一期自不能及馬雄時之盛。第二時期就城內清真寺之建筑及伊斯蘭人數(shù)目之多說，或比馬雄時好些。然無論在這三期中的那一期。我們卻還找不出第二個像馬雄這樣地能在好幾方面提倡伊斯蘭的人。所以在柳州伊斯蘭史上，馬雄不只是一個空前的人；而且，算到現(xiàn)在止，也還是一個絕后的人。我們；不說馬雄在政治軍事上的成就或是非，只腳于柳州伊斯蘭的功績，他是值得紀念的。

　　見白壽彝著《中國伊斯蘭史存稿》。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