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祚，亦稱袁二，字景初肛寧府上元縣（今江蘇南京市郊）人，約在康熙五十年(1712年)生。（4）國祚于乾隆四十三年 (1728年）刊刻發(fā)行的劉智撰《天方至圣實錄年譜》一直流傳至今。國祥為《實錄》一書寫了序、跋和書引，詳細闡明了他刻書的用心。他在《實錄·序》中寫道，他的祖父懋昭( 袁汝琦) 、父親宗岱，都對劉智的著述贊賞不已：“欲為之刊布全書，惜有志未果”，而他自稱“性雖椎魯。志在斯文，深憫其開創(chuàng)之苦功，欲攢乎祖、父之偉志，雖力綿而莫任，幸將伯之可呼。既版帙之俱成，想前賢之足慰"國祚對劉智漢文伊斯蘭經(jīng)典的功勞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介廉劉先生者，幼從先祖游，即潛心默契真拴。既壯而慨然以漢譯為己任。彈二十余年之精力，匯萬卷之英華，翻譯成帙，披閱了然，俾吾教窮理盡性之學(xué)，一旦霧散而睹概，全體大用之精，尤達車而明軌跡，不但有功于往圣，實深有裨于后人。茍非劉于之繼父志而宏圣教以惠無窮者，何能有此餛耀也哉？”（5）

　　國祚刊刻劉智的《天方至圣實錄》確實不易，他不僅因刻書而遇到很多困難，并且還冒著殺頭的危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袁國祥在漢口觀音橋禮拜寺旁開裕興帽店。當時游學(xué)各地的廣東回民海富潤返家路經(jīng)漢口時，因病住在觀音橋禮拜寺內(nèi)。國作在與富潤的交往中，贈送給他一部自己刻版的《實錄》十冊，還有《天方字母解義》一本，《清真釋疑》一本，《天方三字經(jīng)》一本。海富潤返回故里時，正值清廷在鎮(zhèn)壓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撒拉、回回、東鄉(xiāng)各族人民起義之后，各地官府奉命搜查“漏網(wǎng)逆黨”、“邪教”之事。海富潤行至桂林，因他攜帶伊斯蘭教經(jīng)書被盤查入獄，隨身帶的經(jīng)書全被沒收檢查。廣西巡撫朱椿‘就此事一面稟報朝廷，一面通告江南各省查辦與海富潤有關(guān)人員，以及被查抄經(jīng)書的作者、寫序跋者和刊刻者。國祥為刊刻者，又是作序者，很快被湖北巡撫拿獲入獄，并從他家中搜出多種漢文經(jīng)籍。他的長兄袁國裕受到牽連，也在江寧被提拿。其他受株連的，還有劉智的孫子劉祖義,為《實錄》作序的改紹賢、存放有劉智《天方性理》、《天方典禮》二書版片的譚在文，以及改紹賢序文中提到的“胡公”（胡世雄）和遠在廣東崖州三亞村的海富潤的父、兄、妹、侄等人。這是乾隆四十七年 (1782年)的事情。乾隆帝認為，廣西巡撫辦事矜張，嚴加申斥。國祥率得釋放，版片發(fā)還，《實錄》得以推布如故。

　　人們對于國作刊行經(jīng)書給予了高度贊揚。武林清真寺掌教咸陽馬士芳寫道：“其書稿撰述編次有年，未經(jīng)鐫出，不能垂之永久，藏之于今。幸得袁君景初先生繼劉子之苦衷，較梓成帙，所謂識奇珍而得鑒賞之人，體圣人之語道而通性學(xué)于神明，光于四海，至希之效與部成之志，功良不減于作者、”華亭改紹賢寫道。“袁君既感先圣承天立教之苦，復(fù)憫后人茫然無指之難，不顧艱險，不避風(fēng)霜，南北奔馳，創(chuàng)理剖劂 裝潢成帙，使人一目了然。共悉其大本大源，不啻仰承于圣側(cè)。噫！袁君之用力用心，實不愧為倡明圣道，振興吾教之偉人也。”

　　國祥還刻了《天方字母解義》和《天方三字經(jīng)》，也都是劉智所撰。

　　和國祥同時，蘇州有余浩洲，（6）原為漢人，因讀《發(fā)微》前，今從余序。

　　《正教真詮》受了啟發(fā)，信奉伊斯蘭教。他曾以“經(jīng)書 傳自西域，因音義各別，不能通行斯土。斯土經(jīng)師，雖有漢譯稿本，未經(jīng)刊傳，以致失學(xué)者鮮能知其條規(guī)，素習(xí)者乃不詳其意義”。遂創(chuàng)刊云：“欲登高者必自卑，欲涉通者必自邇，道可徒務(wù)高 遠而遺卑近也乎？竊以是書近切日用拜跪之儀，與夫舉念真誠之準，簡而易，約而該。克己復(fù)禮之功，希圣希天之詣，在是矣。”他又重刻《四篇要道》一書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