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魯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別人談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著，長久地犧牲自我，使魯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對一個具有鮮明現(xiàn)代意識的人來說，這種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魯迅有了更深的悲劇色彩。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記憶，周氏兄弟后來對此都閉口不談。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斷交信。信中說：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dān)受得起，也不想責(zé)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xiàn)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魯迅日記中寫道：

    “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后邀欲問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記有過這樣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
 

 可見問題已很嚴(yán)重了。事情發(fā)展得這樣突然，是旁觀者始料不及的。他們的好友張鳳舉和川島對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語焉不詳。許多年后，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兄弟兩人的沖突，點(diǎn)明其中原委。文章寫道：

    魯迅愛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條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經(jīng)營的。他原來在1919年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來住，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對我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于兒童的游玩。”我答：“誠然，簡直可以開運(yùn)動會。”魯迅那時并無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鐘愛侄兒們，視同自己的所出，處處實(shí)行他的兒童本位的教育。

    ……

    魯迅對于兩弟非常友愛，因?yàn)榫娱L，所有家務(wù)統(tǒng)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他對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要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tǒng)統(tǒng)來讓給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癥的。她對于魯迅，外貌恭順，內(nèi)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涂，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dǎo)，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于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tài)。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dǎo)，何至于后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魯迅搬出以后，就借錢購得西三條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開間的四合式。北屋的東間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間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書室。說起他的藏書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獨(dú)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jù)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yuǎn)遠(yuǎn)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里的事，無煩外賓費(fèi)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是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收了。”
決裂直接導(dǎo)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魯迅畢竟是偉大的，他受了種種誣蔑委屈，搬出了八道灣，又生了一場病，而對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記上卻一字不提。這是筆者在他死后數(shù)個月，為的要趕撰年譜，翻閱他的日記才知道的。

    周作人對許壽裳的解釋，頗為不滿。談及與魯迅的決裂，他說：“這回講到1923年與魯迅失和的事件，因?yàn)橐f明我不辯解的態(tài)度，便想到那篇東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論，所以拿來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襯的廢話本來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實(shí)只是最末后的一節(jié)罷了。關(guān)于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日記上7月17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十個左右，8月2日記移住磚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沖突，也只簡單地記著沖突，并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里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賓’，如許季弗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件事的內(nèi)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shí)’，但也何至于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

    不辯解，是高明人的做法，這里有人間最深切的無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對此的感悟，是異常悲涼的，這對雙方都是巨大的打擊。先前的一切友愛、溫暖、親情，在瞬間變成了粉末。遙想當(dāng)年，兩人手足之愛，同游東瀛，共譯洋文，后輾轉(zhuǎn)京城，于“五四”風(fēng)潮中并肩吶喊。而今卻各自東西，目不相視，形同路人，確是人間的大悲苦。

    魯迅與周作人分手后，兩人均給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態(tài)度很明朗，站在了魯迅一邊。周建人理解魯迅，恐怕也是對羽太信子有看法，或與大哥意見一致，這是肯定的。細(xì)說起來，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經(jīng)濟(jì)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來，大家族親人間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時不太節(jié)儉，花銷頗高，搞得經(jīng)濟(jì)上頗為緊張。周建人后來回憶說：

    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還有稿費(fèi)、講課費(fèi)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這比當(dāng)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虧空，嚷著錢不夠用。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dāng)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當(dāng)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jié)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拓及燒飯司務(wù)、東洋車夫、打雜采購的男仆數(shù)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經(jīng)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里趕緊另包餃子……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jìn)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diǎn)心。
雖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較講究一些，但還不至于這樣。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揮霍，不敢講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攜帶家眷回國居住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jié)果女方歇斯底里癥大發(fā)作，周作人發(fā)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的“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著要他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平日里，一講起日本，她總是趾高氣揚(yáng)，盛氣凌人；講到支那，都是卑賤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穩(wěn)地讀書寫字，對一切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逆來順受。

    與周作人的決裂，對魯迅的打擊是巨大的。他忍著屈辱，搬出了八道灣?；閼俚谋瘎∨c兄弟的失和，在魯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陰影。他變得更加沉默寡言起來，家庭的概念已經(jīng)徹底瓦解了。

    沉默，長久的沉默纏著魯迅。他的心在絞痛著，撕裂著，他幾乎被窒息了。這位在新文化舞臺馳騁的猛將，第一次感到生活的重負(fù)要把他拖垮了。在這一年的8月，魯迅遷居到磚塔胡同六十一號暫住，不久，為了安慰母親，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錢，在阜成門內(nèi)西三條買下了一處房子。從此，他與多年相親相愛的周作人，永遠(yuǎn)地分手了。

    周作人惡語諷刺魯迅的愛情

    有人說，男人的拯救，有時是要依靠女人的。魯迅與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獲，是重新選擇了生活。如果不是與二弟鬧翻，他或許還在舊路中徘徊著。魯迅后來所以有了振奮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氣，在于他選擇了生活的新的伴侶，他終于在兩性的愛情中得到了人性的升華。

    1925年3月，魯迅結(jié)識了自己的學(xué)生許廣平，開始了通信的交往。這是他一生的重大轉(zhuǎn)折。如果不是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現(xiàn)，他后半生的狀況，或許更壞。一個多月后，魯迅與許廣平的情感由師生漸向情侶的方向發(fā)展，隨后不久，雙方都投入了熱戀之中。這時魯迅已是人過中年了。被強(qiáng)烈的傳統(tǒng)所壓榨的魯迅，帶著沉重的歷史重負(fù)，果敢而艱難地邁出了愛的一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nèi)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么樣的人了，我可以愛！
魯迅的這一選擇，透著蒼涼的悲壯，也帶著雄渾的生命內(nèi)驅(qū)力。1926年，他的南下，實(shí)在是愛情的緣故。他們預(yù)計暫時分手一段時間，再投入新的生活。但這卻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風(fēng)波，文壇上圍繞魯迅的私生活，時有諷刺之語。但最為令人難解的，是周作人對魯迅的婚姻選擇，持一種蔑視的態(tài)度。在他看來，魯迅與許廣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舊文人納妾之舉。一貫主張個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時竟不容忍自由戀愛的人生之旅，想起來，很是令人費(fèi)解。

    舒蕪先生在《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一文中，曾例數(shù)周作人在愛情婚姻上對魯迅的諸多諷刺，頗為詳備。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紀(jì)念》、《周作人書信.序言》、《論妒婦》、《責(zé)任》、《蒿庵閑話》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魯迅多妻、納妾、色情等，這樣的惡語，在他一生中是少見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為自己當(dāng)漢奸辯解時亦說，自己的兩個兄弟，均拋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魯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棄妻”。羽太信子也把魯迅與許廣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為。《兩地書》中，魯迅記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魯瑞面前，講魯迅、許廣平壞話的字樣，想必周作人夫婦對魯迅擇偶的不滿之情，甚為深切。

    其實(shí)，周作人在男女愛情上，是很明義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戀愛乃人類的進(jìn)化。但為什么偏偏對魯迅如此苛刻呢？筆者覺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結(jié)下的怨恨，二是從朱安的角度考慮問題，覺得朱安太可憐。后一種原因，筆者以為頗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認(rèn)為，愛是不能給他人帶來痛苦的，否則，便是非道德之舉。魯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來，魯迅此舉，多源于欲，而非愛。此事拯救的是魯迅，犧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許多文章里，痛罵中國的多妻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