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敏正（退休干部）

　　長篇小說《回族人家》是回族文學史上迄今為止的第一部反映都市回族生活，并得到本民族讀者認可的成功的文學作品。作品的成功之處在于它通過京城一條胡同里圍寺而居的普通回回人家的林林總總的生活瑣事，真實地反映了都市回族穆斯林的心理活動及精神面貌，鞭辟入里地鞭撻了族內不肖之徒的丑惡嘴臉，熱情地頌揚了回族穆斯林積極向上的生活態(tài)度，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耿耿的民族精神，它像生長在石縫里的小草，歷經艱難、卻掙扎著走出困境，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世界上的許多名著，其內容無不與宗教信仰相關。中國曹雪芹的《紅樓夢》實際上是從釋、道兩教的觀點出發(fā)，講述了轉世輪回、因果報應的禪機道密。俄羅斯列夫·托爾斯泰的巨著《戰(zhàn)爭與和平》則闡明了基督教的博愛思想，這部作品影響了許多名人，其中包括本國的政治家列寧，印度的圣雄甘地。近年來國內較有影響的作品應屬藏族作家阿來的小說《塵埃落定》，其中穿針引線的關鍵人物便是一個四處游歷的藏傳佛教的苦行僧。

　　說到回族就不能不談到回教即伊斯蘭教。謝景懿老師在對《回族人家》這部小說的評論中提到了教即是族，族即是教的觀點，十分準確地闡明了教與族的關系。世界上鮮有民族像中國的回教這樣與信仰聯系得如此緊密。從歷史上看，可以說沒有伊斯蘭教就沒有回族的產生。正因如此，小說中的人和事的善與惡都是與信仰與否為果的。都市回回穆斯林的信仰及由信仰派生出的文化、習俗，是以圍寺而居的回回穆斯林的胡同網絡為載體，以家庭因襲的清真寺的經堂教育為手段加以傳承的。小說以胡同拆遷為主線，用歷史和現實經緯編織出的故事就有了不同尋常的意義，它切中了當前的社會環(huán)境，對傳統(tǒng)文化沖擊的要害，從而引發(fā)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問題。因此小說在具有了足裕廣度的情況下，尚存在相當深度的挖掘空間。

　　小說中的二號人物米紹珩是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回族知識分子形象。知識分子在一個民族中，特別是文化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中，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響?；刈迦嗽诮浻柕囊龑?，對有知識的人極為尊重，稱族內的知識分子為“爾林”。知識分子是一個民族覺悟的先驅，他們的覺醒可帶動整個民族的進步。從這一意義出發(fā)，作者對于米紹珩的伊斯蘭回歸之路著墨就略顯淡薄。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是一系列痛苦斗爭的結果，是一種高起點的選擇。一旦選擇決定，就會義無返顧。米紹珩自身對伊斯蘭的認識，應從哲學層面和科學層面上作更深一步的發(fā)掘，重點著墨。這樣的描寫會更符合人物的知識分子身份。同時給知識分子讀者帶來深層次的啟發(fā)，使小說更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對米紹珩的轉變起著至關作用的馬志德，雖出場不多，但給人印象深刻。如對他的宣教作出更細致的描述，定會給小說的主題增色添輝。而與宏旨無大關聯的旅游情節(jié)則可酌情刪改。

　　青年一代是一個民族的希望所在，讀者自然會對學卉——這個新世紀的年輕學子格外關注。學卉處于一個異體文化在毫無防范的情況下大舉入侵的年代，歐美及其它異體文化沖擊的結果導致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的社會丑惡現象的發(fā)生。而對這些荒誕、無恥、墮落、無孔不入的精神侵蝕，有的青年隨波逐流，有的被淹沒其中，有的不知所措……有信仰追求的則紛紛進行反思、求索。學卉即是信仰群體的追求光明的一員。學卉作為回回人家的后代，走伊斯蘭之路則屬必然。日記是一個思想最直白的展示方式。作者對于學卉的日記部分再做一番潤色，對信仰學生的聚會情景的描述再具象一些，相信會引起學生讀者的更大興趣。

　　當然，小說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的樣式，一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就是對生活提煉和升華的過程，它寓思想、道德于自身，就已經承擔了它應承擔的部分，讀者不應予以它更沉重的負擔。作者也應以理智的態(tài)度直面紛雜的建議——盡管這樣建議是出于善意。

　　最后談及的是民間作家問題。民間作者的頭上沒有這樣那樣的桂冠，更沒有太多條框約束，由此就有了專業(yè)作家所不及的自由。他的創(chuàng)作不是受命，而是一種對生活的愛，對丑惡的憎的自發(fā)的情感宣泄，并上升為一種民族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因而他的創(chuàng)作是大膽的真誠的。文學的本質就需要這種真實。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F·Kafka1833—1924）就是一位純業(yè)余作家。他的創(chuàng)作開了西方現代派的先河，身后被譽為現代主義文學的鼻祖。實際上所謂專業(yè)作家是在印刷術發(fā)達以后文學工業(yè)化、產品化的產物。所以我想元康先生不必以民間作者自謙，因為真正的文學沃土就在民間，只要揮汗耕耘，就必有收獲，《回族人家》的創(chuàng)作成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