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zhàn)爭年代，劉伯承與彭德懷之間就存在著鮮為人知的誤會，這并非出于個人私利，最主要是緣于軍事理念上的歧見。這種歧見在戰(zhàn)爭年代各據(jù)一方的情況下，互不搭界，也無大的沖突。江山定鼎后，兩位老帥的誤會被帶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產(chǎn)生了激烈的沖突。同是“塞上長城”，劉伯承和彭德懷究竟有什么誤會呢?

“反教條主義”中倆老帥誰也不是贏家

解放后，人們大多以為在“廬山會議”上敢于說真話的彭德懷元帥是第一個中箭落馬、含冤蒙塵的老帥。其實不然，中國十大元帥中在和平年代里第一個受到錯誤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撲在軍事教育事業(yè)上的老帥———劉伯承。

解放初期，劉伯承埋頭致力于軍事教學，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東方的伏龍芝”、“東方的西點軍校”。然而，一場浩劫不期而至，他毫無思想準備地被卷入了一場“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中，且首當其沖地受到了批判，軍事學院也被彭德懷主持的國防部定為“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具體作為急先鋒指揮這場斗爭的彭德懷，當時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國防部長，正是他的錯誤引導和極力打擊，軍內(nèi)在1958年刮起了這股“反教條主義”斗爭之風，揪出了一個所謂以國防部副部長兼訓練總監(jiān)部部長蕭克上將為主帥、訓練總監(jiān)部副部長李達上將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一批高級將領(lǐng)和高中級干部被打成了“反黨分子”。所幸，不與爭鋒的劉伯承因“檢討深刻”，得以逃過劫難。

當時，劉伯承正在青島養(yǎng)病，得知南京軍事學院和軍委訓練總監(jiān)部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和“司令部”后，曾名義上擔任過第一任訓練總監(jiān)部部長(未到職，葉劍英代理)的他，仍是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自然無法回避。他只得抱病進京接受批判，住在醫(yī)院，冒著眼睛失明的危險寫檢討，在別人挽扶下，邁著蹣跚的步子走上前臺深刻檢討，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辭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職務，由此悄然淡出軍界中樞。

彭德懷元帥在一年后的“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被撤職(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職”后對黨內(nèi)民主制度的破壞、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認識，所以他有了遠遠多于常人的切膚之痛，由此對1958年的反教條主義事件作了自責。后人“為尊者諱”，“為尊者隱”，故沒有過多指責劉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彭德懷元帥。在這場所謂反教條主義斗爭中，兩位開國元帥誰也不是贏家。

今天，兩位老帥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懷生命結(jié)局的變數(shù)，令后人灑淚感喟，他的高風亮節(jié)、正直品性早已蓋棺論定。但是，在當年那場有關(guān)“軍事教條主義”的是非紛爭中，彭德懷是應負主要責任的。這并不有損和貶低他的光輝形象，識了廬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對歷史對當事人，都是一個實事求是和科學的評判。

其實，劉伯承與彭德懷在戰(zhàn)爭年代就存在著鮮為人知的誤會，他們的誤會緣何而起呢?

劉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爭

歷史的暗角始于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后，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xié)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zhàn)役。

此前，關(guān)于毛澤東的去留問題，寧都會議上曾發(fā)生激烈爭吵。林彪、彭德懷、朱德等極力主張毛澤東仍留在前方指揮軍事，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張毛澤東去職。爭論中，劉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隨即，他又發(fā)表了針對毛澤東、彭德懷等關(guān)于“游擊主義”戰(zhàn)術(shù)的理論文章，批評他們的右傾傾向，指斥他們在戰(zhàn)略上存在著不能打正規(guī)戰(zhàn)、大兵團集群戰(zhàn)的弱點。

林彪、彭德懷讀到文章后，對劉伯承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尤其是彭德懷深以為惱，不滿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林彪也說：“我們的游擊戰(zhàn)為什么不好哇，打正規(guī)戰(zhàn)，哪么子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qū)唯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于資歷老，經(jīng)歷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nèi)的孫武”之稱。剛進蘇區(qū)，鑒于“立三路線”的教育，劉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調(diào)，不愿出頭。但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并引為軍事上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相抗衡。

可以說，劉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爭，并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在了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