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在香港，如果酒店房間的視野超過100米，就是五星級，如果這100米內還有海景，那就是豪華五星級。這足以證明香港這座繁華都市空間的局促。
　　1975年，前殖民地總督麥理浩撥劃4.1萬公頃――占全港土地40%為法定不準開發(fā)公地，分屬23個郊野公園。香港只有不到20%的地面是覆蓋著建筑物的，另外80%的土地沒有開發(fā)。700萬人口生活在特區(qū)20%的土地上，核心區(qū)每公頃超過1000人。這讓很多游客既窒息于中環(huán)、銅鑼灣的熙攘人群，又在海洋公園的纜車上贊嘆海山天下的壯美景觀。也正是因為這樣，香港房子多為“小戶型”。

　　10多年前，如今炙手可熱的“小戶型”概念由第一批淘金內地的香港地產商帶到了內地。但內地房地產行業(yè)的香港經驗遠不止于此，樓花、會所、代理等都是由他們帶到內地。

　　2007年6月，香港地產業(yè)的重要指數(shù)――“中原城市領先指數(shù)”徘徊在55%左右。而10年前的1997年，這一數(shù)字曾高踞100峰值。

　　在過去的10年中，越來越多的香港地產商走出了香港這個局促之地，尋找更大的生意場。無論主動與被動，在內地的廣闊天地中，香港地產商們以不同的姿勢起飛，尋找屬于自己的落腳點。

　　占領市中心

　　上個世紀80年代，香港商人開始參與內地房產、基礎設施與公建的投資。這種商業(yè)行為與愛國情緒互為表里，以半公益的方式回應改革開放的巨大變革。

　　在這個時期，已退出地產生意的霍英東開始在廣東南沙埋頭造城，而邵逸夫熱衷于在大學中興建圖書館和教學樓。

　　進入上世紀90年代，香港地產商開始通過各種“招商引資”的活動進入中國核心城市。位于北京南四環(huán)的怡?；▓@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北京市赴港招商而來。更多的大牌地產商開始選擇性地進入內地中心城市。有意思的是，他們都喜歡在城市的中心地帶營建地標式建筑。

　　1992年，當時供職于東方海(方海博客,方海新聞,方海說吧)外的周凱旋在北京意外地了解到東長安街和王府井的改造計劃，她提出了全面開發(fā)新東方廣場 ，并用半年時間，遷走了長安街上20余個國家部級單位、40余個市級單位、100余個區(qū)級單位、1800余戶居民；又如傳說一樣，在某個早晨，用15分鐘時間，說服李嘉(李嘉博客,李嘉新聞,李嘉說吧)誠為此項目投下20億美金，輕取4億港幣的酬勞。

　　盡管這個距離天安門1公里的項目不斷遭到反對，抗議者認為它突破了限制性高度，過大的體量和藍色玻璃幕墻傷害了古都風貌。但是在建國50周年之前，東方廣場還是開工了，在今天，它已經成為城市的奢華所在。

　　在上海，南京西路的恒隆廣場、淮海路的瑞安廣場把持了市中心最佳的觀測點。在重慶，1996年和黃就在解放碑營建大都會寫字樓和海逸酒店，很長時間內，大都會就是重慶寫字樓的代名詞。

　　氣勢凌人的建筑和華麗光彩的店鋪所構成的香港，一度是內地各大城市試圖模仿和超越的榜樣。很難說是內地價值徹底的皈依了香港的商業(yè)準則和“中環(huán)價值”，還是內地高速發(fā)展的風潮刺激了香港，讓大家爭先恐后地加入到同質化的發(fā)展模式。

　　香港經驗

　　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之前，北京市的個人購房比例大概連15%都不到。在這種市場狀況下，房地產行業(yè)沒有市場行為可言。

　　在內地啟動住房改革之初，很多的政策都是直接取法香港。比如，商品房土地70年使用權、預售制度以及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模式。

　　在企業(yè)層面，香港經理人開始頻繁往來于兩地之間，隨后又各自落地生根。他們在行業(yè)理論和市場操作上都給了懵懂期的內地地產業(yè)界一次全面地啟蒙。

　　2003年6月1日，53歲的鄧智仁(鄧智仁博客,鄧智仁新聞,鄧智仁說吧)關閉了信達行代理公司，在網上留下一篇《壯志未酬再未酬》的文章后，徹底退出了公眾視野，結束了在內地12年的生意。

　　上世紀90年代鄧智仁攜利達行從香港到北京，1995年代理萬通新世界就賺取了近1個億的傭金，創(chuàng)下了至今為止代理行單一項目傭金數(shù)額的天價神話。鄧智仁的操作手法在今天看來十分簡單，就是以連續(xù)的整版廣告，以F117戰(zhàn)斗機的形象比喻萬通的投資與回報，以壓倒性的廣告攻勢打動客戶。